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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时代还需要托尔斯泰吗?

编者按 40年前,以安徽凤阳小岗村、肥西小井庄村为代表的农民,自发分田到户,由此引发全国性土地政策调整,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40年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牢牢把握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条鲜明主线下,所有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加速落地;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快速推进,正持续激发农村各类资源的巨大潜力,汇聚成助推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磅礴伟力。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10多年来,在罗安容眼里,这本证书是她最珍贵的宝贝,也是她作为中国农地承包经营权首批持证农民的见证。

浙江省德清县水月清华酒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建龙手里也有一本3年前拿到的证书,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它记录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第一宗交易”。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40年前的农村土地“大包干”,掀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帷幕;40年来的农地变革,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不断向“深水区”挺进。

土地流转之后,大机械有了施展舞台。安徽龙亢农场龙亢农业服务联合体每年开展社会化服务面积约50万亩。峰摄

2018年9月23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里热闹非凡,合肥市农民丰收节庆祝晚会在这里举行。

66岁的小井庄村村民李祖应说,2018年9月23日是个“大日子”。不仅是因为这天是首个中国农民的节日,更因为40年前的同一天,小井庄村大胆地开始包产到户,成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之后的第二年,李祖应当上了小井庄村生产队队长。

1978年以前,包括小井庄村村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农民,种地是唯一选择。尽管8亿人口7亿人在种地,但如何“吃饱饭”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李祖应说,山南镇山多、圩田少,有7个公社900多个生产队,生产搞“大呼隆”,一年打不出多少粮。更糟糕的是,1978年山南从春到夏,没下过一场透雨,岗上野草都枯死了。

“到了秋季,人畜喝水都难。大伙既希望分田到户,又怕挨批。”李祖应回忆说,“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和小组另外6家一起商量,7家明组暗户,以包到组的名义,把包的田再分到户。后来,其他户也跟着学,几家一起向生产队包地,然后再各种一块,地一下子被

小井庄生产队当时有21户、98口人,全队153亩田地全部包到农户头上。因为种的是自家的粮,大伙舍得下力气。天还没亮,不用吹上工哨,都下地干活了。天旱墒情不好,冬天到处拾粪。这一年秋种进度快、质量好,第二年小麦大丰收,尽管还不是好品种,但亩产从200多斤一下子上到400多斤,“从来没有过啊!”李祖应说。

几乎就在小井庄悄悄“包地”的同时,在肥西县北面100多公里的安徽凤阳县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后来为人熟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的小岗村,在18位村民带领下,偷偷按下“红手印”,自愿实行包干到户的故事。小岗村“红手印”名声更响,被称为“大包干”第一声。不过,这恰是当时农村吃不饱饭,被逼“大包干”的真实场景。

“大包干”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关系,农民初步拥有了自主土地经营权。但在当时,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兹事体大”。各种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也让冒着危险干着“大包干”的农民忐忑不安,直到得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

1979年秋收后,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把他拉到自己家,细说了“包干”前后的变化。不久,一份名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呈送万里。文中有一句顺口溜,万条策,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万里看后批示: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代表性,要给予肯定和支持。

此后,万里同志分别赶到小井庄村和小岗村调研,跟群众座谈。临走时,他对送行群众留下一句话:“我支持你们继续干!”

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肯定了肥西县农民的首创精神,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中,他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这次讲话也肯定了小岗村的大包干:“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人民公社体制转为分户经营后,广大农民迅速解决温饱问题,还有了多余的农产品出售。1980年9月,中央印发文件指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一年秋天,,村民笑逐颜开。1984年,各类分田到户被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800斤。

逼出来的“大包干”,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但也很快迎来了农民与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问题。一方面,没有明确集体土地向农户发包的期限,承包农户出现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集体人口每年都有变动,许多地方不得不隔几年就重新调整承包地,使承包关系不稳定。为解决村组内部因人口增减频繁调地带来的负面效应,1987年中央设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在贵州省湄潭县,试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邵夏珍说,从1993年起,国家一系列文件法规先后出台,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予以明确。按照这一原则,除非自愿放弃,家庭已无人或全部迁出,否则村集体不可收回承包地。“这就保持了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记者旁白:大包干是“逼”出来的。一个“逼”字,生动而深刻地描述了包干到户的大胆决绝,也折射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无比艰辛。“千条计,不如大包干到户一剂药”。生产关系中,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调整,一下子就释放了强大的生产力,也在无意间撬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

浙江德清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莫干山镇塔莎杜朵精品民宿主人领到了房屋产权证书。

9年前,怀着对“彩云之南”的憧憬,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毕业的王妍和丈夫来到西南林业大学任教。尽管当时每月1500元的工资让曾在北京领过高薪的夫妻俩有些失落,但他们仍然坚持了下来

云南山美水美,但云南也是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全省118个县不同程度存在岩溶分布。岩溶地区石漠化是云南最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影响着长江、澜沧江等重要河流的生态安全,成为当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灾害之源、落后之根”。

多年来,王妍和研究人员沿着丽江、曲靖等地,作了大量石漠化恢复的基础研究。“石漠化地区的土壤层很薄,水土流失严重,我们的任务就是成土、保土,找适合的植被护土。”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云南丘北县普者黑流域约390平方公里、27个监测点位,她和研究生常常要在3天时间里,将每个点位检测完。

过去,一些村不通公路,他们要在风沙漫天的土路上走五六公里。自己背着暖水瓶和方便面,泡方便面时得找一个避风的小沙丘,迅速将面吃下去。否则,面里全是沙子。

但王妍从没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苦,“学校里的老一辈科研人员吃得苦比我们多得多”。每当说起西南林业大学的李乡旺教授,王妍总是无限的崇敬。

曾任校图书馆馆长的李乡旺,退休之后和他的夫人陆素娟在几乎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背着一个水壶、戴着一顶草帽,奔波在滇东南大山深处。

从事石漠化研究18年来,夫妇二人带领研究团队,经过耐旱性、耐寒性生理指标测定及植物解剖学的研究,积累了1万多个可靠的实验数据,从50多个树种中筛选出白枪杆、墨西哥柏等20多个树草种,为云南红河州的建水、弥勒等地80万亩的石头山披上了绿装,为云南的石漠化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

“每次下乡,李教授都是自己买车票坐大巴去到县上,干完一天的工作,为了给当地部门节约一晚的住宿费,他又自费购买当天晚上的车票坐大巴车连夜赶回来。”王妍深情地说,李老师已经78岁了,有严重的青光眼,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仅剩下一点视力。但他至今仍然带着研究人员和学生奔波在大山里。

2016年,西南林业大学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组建了石漠化研究院(以下称“石漠化院”),这是李乡旺教授多年的夙愿。

作为云南省唯一一个石漠化研究的专门机构,石漠化院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石漠生态系统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以及“石漠生态系统退化与恢复机制”。担任副院长的王妍与李乡旺共同承担了“岩溶石漠生态系统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研究”。

王妍解释说,这项研究是在系统攻克石漠化治理与生态修复关键技术和推广应用的基础上,探索构建适宜于石漠化地区的生态产业链,提出合理的绿色发展方式、发展适度的绿色产业模式,以实现石漠化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这些年云南石漠化情况总体趋势向好。以5年为一个监测周期,跟2012年相比,云南每5年石漠化土地面积大约减少1万两万公顷。”王妍分析说,石漠化面积减少的原因主要得益于国家重点工程的推进、林业改革的深化、石漠化治理力度加大,以及农村能源结构的改善和农业技术措施的应用等。

但是,由于云南石漠化分布广、危害重,岩溶地区生态状况依然十分脆弱,“要使岩溶地区的生态显著改善,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石漠化防治任务依然艰巨”。

多年来,王妍已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林业行业标准两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以她为核心成员组建的“岩溶石漠生态系统演替过程与修复科研团队”获批云南省科技创新团队。

尽管不少人认为王妍当初留在北京工作,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王妍觉得云南是她热爱的地方,更何况“石漠化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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